用宝物欺诈、洗钱、抵押,艺术品交易背后有啥内幕?

艺术品交易背后有哪些内幕?一位从业30多年的艺术史家、投资顾问把他所知道的故事纤毫毕现地写入了小说里。

撰 文 | 孙行之

责 编 | 施 杨

在为一副海景画撰写拍卖图录的时候,还是学生的黄文叡没有想到,手里的这幅画能拍到200万美元。进入拍卖行前,这件菲兹·休·莱恩(Fitz Hugh Lane)作品一直被挂在波士顿一家酒吧的吧台后,长年油烟熏染,为它蒙上了一层薄雾。老板显然没怎么把这幅画当回事,7000美元就转手了。到了2014年,这幅画重现市场时,已经是1200万美元。不寻常的高价引来了媒体的注意,把画的背景挖了个底朝天。人们这才知道,当年那位花了200万的买家,正是波士顿的黑手党“疯眼”家族。而他们高价买画的动机,无非就是洗钱。

黄文叡是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先后在纽约大学、耶鲁大学任教,研究主题都在艺术史与消费行为理论的交叉领域。后来,他进入艺术品行业,当过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策展人,又成为美国摩帝富艺术集团(Motif Art Group)副总裁,为欧洲老家族和中东王室提供艺术品投资咨询。

2018年,黄文叡逐渐放下集团的管理,移居上海,放慢节奏,“想干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到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担任教授,业余时间则交给了小说和现代艺术史笔记的写作。自本科阶段发表第一部小说至今,他已经出版7部小说了。

在美国,艺术品的金融运作已经行之有年,相对成熟。在中国,这片市场尚处于野蛮生长状态,缺环很多。同时精通西方艺术史,并知晓艺术金融运作门道的专家为数很少。黄文叡在复旦的一位同事评价,“他就是艺术与金融之间那个可贵的连接”。

起于真实故事的悬疑小说

在30多年艺术品研究与投资生涯中,黄文叡耳闻目睹过太多明暗参半的故事。出于人情牵扯和职业规矩,其中大部分故事不能为外人道。好在,他还有另一个出口来安放它们,那就是小说。从美国的圈子“退休”后,他便提笔写下了艺术品行业的故事。于是,有了一部颇有阿加莎·克里斯蒂风格的悬疑小说《消失的波洛克》。

完成近20万字的《消失的波洛克》,黄文叡只用了3个月。之所以“下笔如有神”,是因为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至少已有10年了。故事缘起于现实。在美国工作时,他曾遇到一位来自弗罗里达州的银行家,想把一批艺术品抵押给银行,需要找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就找到了黄文叡当顾问的公司。这批画里有6件波洛克滴画,让他心生疑惑。

波洛克在美国的地位非同小可,他独创的滴画,被认为是美式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他的一件小幅作品已经能够卖到3000万至5000万美元。可黄文叡经手的这些滴画却好像是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未公开展出过,也没有著录,一直被放在藏家的仓库里,保存也称不上精心。这与艺术家的份量很不相称。“这样一位大藏家,不可能一直随随便便把波洛克丢在仓库里”,黄文叡回忆当年看到画时的第一感觉。

不论是对中国还是西方绘画,鉴定主要依靠的,还是经验。鉴定者需要有丰富系统的艺术史知识,但这只是为作品划定坐标的大框架。最终决胜负的关键点,是丰厚的观看经验和良师的点拨。这种长久积累起来的感觉,很难言传。鉴定鉴价难,这正是艺术品市场为何自古以来都无法充分开放,始终是一个小圈子游戏的原因。

“做我们这行,始终是把怀疑放在第一位”,黄文叡举了个例子,如果在艺博会上看到毕加索作品,远远一看和走近细看,得出的风格期结论不同,他就会怀疑,这件作品是有问题的。

黄文叡对藏家送来的6件波洛克满腹疑窦,就提出要把它们送到专业机构做媒材和生物证据鉴定。果不其然,藏家拒绝了,他转而提出要把家具、珠宝与这些艺术品一起打包出售。进一步打探,黄文叡才知道,这桩预谋不成的抵押背后藏着环环相扣的骗局。

2014年,黄文叡看到新闻,波洛克的《No.5,1948》以1.4亿美元成交。这又令他想到当年那6幅滴画。“如果那些画也鱼目混珠进入了市场,后果会很严重。”

波洛克 《NO.5,1948》

“很多西方藏家不敢碰的渠道,中国藏家就敢”

《消失的波洛克》也是从一次鉴定铺展开来。主人公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保罗·霍顿被带到了纽约长岛的一座封闭别墅。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大批自己从未见过的珍贵艺术品。紧接着,他的朋友和昔日得意门生先后在别墅里死去,变故接二连三。

在对作品真伪的探寻中,保罗一层层揭开了银行家大卫和摩根大通副总裁卡尔布下的局:大卫别墅里的艺术品,虽是真迹,但是从地下渠道取得的纳粹掠夺品,无法公开拍卖,还有被家属追索的可能性。为了“洗白”,他们对艺术品做了各种变造,比如裁切,再比如,撒上了新的颜料。然后,他把变造的艺术品抵押给了摩根大通银行。而银行之所以会接手,是因为高管卡尔是收藏家大卫的同盟,他们都指望靠着这批地下艺术品赚钱。

忽悠学术权威保罗给出鉴定意见,这是大卫和卡尔布局的关键一步。之后,他们就可以拿着保罗的背书,说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董事们准许6件波洛克进入馆藏。具体步骤是,由摩根大通银行出面,通过苏富比拍卖行,营造高价收购画作的假象,再捐赠给名声显赫的MoMA。就这样,原本见不得光的艺术品摇身一变,彻底登堂入室了。

摩根大通也是得利方。按照美国税法,向非营利机构捐赠艺术品的企业可以享受减税待遇,减税额度最高可以达到作品估价的50%。在这次捐赠中,摩根大通可以获得可观的减税额度,远高于获取艺术品的成本,同时,还能赢得一个好名声。而在作品进入MoMA以后,大卫和卡尔还能继续运作,再次谋利。

在故事里,黄文叡基本把艺术市场可能出现的舞弊都演绎了一遍。对艺术市场有了解的人,能看到这些情节与现实世界的对应:违规抵押的银行、制造虚高价格的拍卖行、被诈保的保险公司、私相授受的美术馆馆长和若隐若现的黑手党。为了制造戏剧冲突,黄文叡将他们组合起来,再涂抹上一些“颜料”,让人感到真假难辨,甚至会对号入座。

黄文叡本人所见的现实真是这样满盘皆墨吗?“真真假假,它们不会在一个人身上或同一个时间段内发生,可的确会分散发生在各个地方”,他说,在更为健全的西方艺术市场,违规操作较少,“不过,人脉依然有很重要的作用”。

小说的故事开始于别墅中的谋杀,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 《无人生还》有相似之处

这场弊案运作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艺术品抵押。在中国,不少银行也在开展这类业务,但因为此前不少暴雷案例,金融机构都对此相当谨慎。抵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为艺术品定价”。2011年,一位企业家以伪造的“汉代金缕玉衣”向建设银行下属支行骗取贷款11 亿元,就是一个典型事件。其中的关键一步,正是得到了国内几位顶尖专家出具的鉴定证书。

“要阻止弊案发生,中立、权威的鉴定鉴价机构很重要”,黄文叡说。在美国,出现离婚、死亡和破产时,各州法院会指定州内的鉴价机构对艺术品资产进行估价。如果是抵押贷款,则需要权威鉴定机构的专业评估以及公开市场的拍卖纪录作为依据。但在国内,还没有能够得到各方采信的评估机构。而为了避免学术腐败,体制内的专家又不被允许对外出具鉴定证书。

《消失的波洛克》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最后在黑市买下这批“地下”艺术品的买家是中国人。卡尔还多次为找到中国藏家的决策洋洋得意。

卡尔为什么要找中国藏家当“接盘侠”?黄文叡并没有在小说里明确交代。他后来告诉我,“那几年,中国藏家是非常勇猛的,也可以说是‘蒙着买’,很多西方藏家不敢碰的渠道,中国和中东的藏家就敢”。

黄文叡在美国工作的时间,也是中国艺术品拍卖从无到有,随即稳坐世界市场第二、第三把交椅的阶段。处在他这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到的更多是狂飙突进背后积攒的问题:“一些中国藏家势头很猛,不按既定牌理出牌,在国外被视为异类。也有藏家在海外高调拼抢艺术品,之后又拒不付款,造成的影响很不好。”

不过,小说中那两位接手的中国藏家也未必是上当受骗。交易是各取所需。“这类买家鉴定能力其实都很强,他们只是需要通过跨境购买艺术品的方式洗钱,很多黑手党、恐怖分子和毒贩买到艺术品后,就不会让它们轻易浮上台面”,黄文叡说。

如何跨越陷阱?

“指标陷阱”,这是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杰出教授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发明的术语,用以指代人们因膜拜指标而造成的认知误区:越来越忽略“质”的优劣,只注重“量”的积累。如今,指标的地位已经太过显赫,以至于在它明显出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然选择盲从。

在黄文叡看来,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就是陷入了“指标陷阱”。数字指标正发出错误的信号。

健康的艺术品市场,应该由一级市场的画廊,和二级市场的拍卖行共同支撑。画廊是包装并向市场推介艺术家的第一步。超级画廊和一线画廊的老板往往就是半个艺术史家,有深厚人脉、选择艺术家的眼光以及品牌运作能力,很有话语权。他们长期为几位艺术家打理事业,与画家的职业生涯紧密捆绑,其工作是以长期利益为导向的。画廊卖画给收藏家的过程一般也是私密的,不会公布成交数字。

相反,拍卖行是一个公开的、流动性很强的平台,为短期结果负责。它不梳理艺术史,不输出观点,它用数字说话。

马克思说:“艺术品虽是最高层次的精神产物,但只有当它们能直接产生实质财富时,才能获得中产阶级的青睐。”过去30年里,拍卖数据就极为直观地演绎了财富是怎么冒出来的。因而,它也受到了最强烈的关注与青睐。

我与黄文叡谈话当晚,美国当代涂鸦艺术家巴斯奇亚的《领导者》在上海佳士得拍到了9416万元。“中国艺术品市场基本是数字引领,有几个人能说清为什么喜欢巴斯奇亚?巴斯奇亚为什么能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为什么他的作品可以高价成交?喜欢,不能只是因为他贵而已”,黄文叡评论。

巴斯奇亚的《 领导者》

问题是,如今,拍场上的数字无法完全代表实际成交。数据有可能受到操控。尤其是一个封闭的、窄小的市场,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跟着数字去买,很容易被带到沟里。

那什么才是可信的?

在黄文叡看来,一个重要节点是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这也正是中国市场最缺少的力量。“西方有一句话,‘没有艺术评论家,当代无法发生’,艺术评论是收藏的重要指引,但在中国,艺术评论有太多的人情包袱”,他说。

有学生曾请教他,如何介入艺术市场。“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对方是想收藏,还是投资。”

如果是收藏,黄文叡建议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来。其中很重要的工作是梳理学术脉络,比如,按照某一流派的发展,或艺术家的创作脉络做收藏。他建议收藏家不要对市场回报有太高预期,因为收藏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个人喜好不一定能得到公认。在此过程中得到的审美愉悦和境界提升就是很丰厚的回报了。

如果入场是为了做投资,黄文叡认为,有4个指标很重要:依次说来,首先是流动性,“求大于供,价格才会叠叠高涨”。其次,是重要性,也就是说,作品是否是重要代表作?如果作品不够好,不够重要,哪怕是名家之作也会遭到冷遇。第三,是可取得性,作品是不是还在流通。黄文叡曾为中东某王室提供咨询,虽然王室财力雄厚,但他并不建议他们购买无法构建完整脉络的作品。“原因很简单,很多已故艺术家的代表作都已经进了美术馆和基金会,很难再次出现在市场中,而一个好的收藏,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创作脉络的完整性。” 最后,仍得考虑作品的真伪性。

黄文叡尤其提醒,艺术品鉴定始终是凭借经验法则,而不是科学证据,这也是为什么拍卖公司无法对艺术品“保真”的原因。真伪之辩,有时就像“薛定谔的猫”,永远也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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