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也门4000多件被盗文物在美国等6个国家拍卖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也门戴胜鸟(Al-Hudhud)考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也门有四千多件被盗文物在美国等六个国家被拍卖。

据《中东观察》(Middle East Monitor)11月20日报道,该报告指出,有4265件也门文物被盗并被走私至其他国家展出拍卖,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荷兰。

戴胜鸟考古研究中心称,有2167件被盗文物在美国展出拍卖,有501件在以色列展出拍卖。截至目前,研究中心已发现有2523件文物被售出,预估总值高达1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597万元),其中一件15世纪的手稿价值80万美元。

也门考古学家阿卜杜拉·穆赫辛(Abdullah Mohsen)10月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英国伦敦的一家拍卖公司——TimeLine 有意举行拍卖,展出6000余件来自世界各地的古代文物拍品,其中包括也门博物馆和也门文化遗址失窃的文物。

穆赫辛还表示,拍卖方有意隐藏也门被盗文物的标签,“通常来说,拍卖公司都会在拍品上注明来源地,如伊朗、伊拉克和埃及等,但唯独也门没有。”

如何处理文物艺术品鉴定?注册需要什么条件

现在从事文物鉴定工作,从业人员首先需具备专业的证书,也就是我们了解的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报考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条件是什么?一起来了解吧。

报考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条件是什么?

中级(满足其一即可)

1.取得文物艺术品鉴定师初级证书后,经正规中级文物艺术品鉴定师培训结业者;

2.文物艺术品鉴定职业连续从事4年的工作者;

3.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包含应届生)。

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值不值得报考

1、国家大力推动文物艺术品鉴定人才培养,提升职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岗位能力。

2、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申办艺术品鉴定估价方面的鉴定评估机构、经纪公司等经营性单位,合法开展经营活动。

3、专业证书是对持证人鉴定评估水平的专业客观评价,聘任艺术品鉴定评估专业技术职务的参考。

4、是就业能力的最有力的证明,职业工作岗位的上岗证。

5、个人专业信用的权威背书。

6、进入行业高端艺术品收藏、鉴定、经营圈子的有力敲门砖

高级(满足其一即可):

1.中专或高中以下学历,需具有6年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经验;

2.大专及以上学历,需具有2年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经验;

3.取得文物艺术品鉴定师中级证书后,连续3年从事文物艺术品鉴定工作的人员。

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报考相对容易,条件不满足也有报名的方法,有兴趣的人员可以直接联系报考老师。

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含金量

目前,文物艺术品鉴定师证书经由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培训中心颁发,证书可以作为持证上岗的证明,全国通用,是比较实用的。

文物艺术品鉴定师报考流程

1. 挑选正规靠谱的报考机构,提交报名资料

2. 缴纳报名费用,参加线上培训或学习

4.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线上或线下考试

5. 考试成绩合格,领取证书

更多报考详情可以关注公众号“考证小王”。

北京文物禁拍“第一案”:一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获刑

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对文物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违法人员将销赃渠道转移到了拍卖行业。10月27日,一场秋季拍卖会牵出的倒卖文物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涉案的2件青铜器经鉴定均为西周时期的三级文物。两名被告人因倒卖文物罪被判处一年至两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也是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实施以来,北京查处的拍卖国家禁止买卖文物“第一案”。

案件被告人李某某和胡某被检方指控于去年,在朝阳区四季酒店,以北京观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为掩护,通过将青铜器著录中的铭文錾刻到国家禁止经营的青铜器上的方式,将来路不明的青铜器伪造成有传承的青铜器,意图通过拍卖方式倒卖文物。

在此案侦办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对案涉的百余件物品进行了委托鉴定。其中,两件出土自西周,用于烹煮的炊器——伯鱼作青铜鼎及郑羌伯作青铜鬲,经鉴定属于三级文物。其余的,大多属于现代工艺品。

去年,身为北京观古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的李某某,一直在筹备某知名拍卖公司举办的秋季拍卖会,计划让手中的部分青铜器在这场拍卖会中上拍。

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建国前出土并且有明确著录和传承的青铜器才能在市场上合法流通。从事拍卖行当多年,李某某深知青铜器拍卖中的条条框框。为了骗取文物部门的审批,他从公司搜集的资料里查找前人著录,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让远在湖南的手艺人胡某根据著录里的记载,将铭文和族徽錾刻在青铜器上。就连海外购买青铜器的发票他也伪造好了。

在这样的“伪装”下,来路不明的青铜器就有了“传承”,一旦骗得文物部门的审批,便获得了合法拍卖的资格。而且这种造假手法非专业人士难以识别,一旦上拍,价格也会成倍增长。根据证人证言,李某某给这两件青铜器设定的起拍价都在百万元级别。

秋季拍卖会于去年11月举行预展,地点在朝阳区的四季酒店。然而,其中的伯鱼作青铜鼎在预展前就被文物部门撤回了审批,郑羌伯作青铜鬲则参加了预展。也是在预展期间,李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不久,胡某在湖南落网。事后,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给予了相关公司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关于两件青铜器的来历,李某某自称是委托人自海外购得;但胡某却称,青铜器上面“有锈迹”,“闻着有泥土的味道”,应该是刚刚“出土”不久。

检察机关在指控两人构成倒卖文物罪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检方指出,被告人錾刻铭文的行为不仅导致涉案文物本体和艺术价值被破坏,其承载的历史信息也造成了混淆。经鉴定,两件青铜器的修复费用共计2.2万元,鉴定费为3.6万元。

庭审中,两名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以倒卖文物罪一审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2年,罚金2万元;判处胡某有期徒刑1年,罚金1万元。法院同时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责令两被告共同赔偿文物修复费用和鉴定费用,并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张蕾 柳爽

编辑 王海萍

流程编辑 刘伟利

你好,我的城市|你对长安的文物了解多少

长安文物知多少 神秘的“古玩”磨喝乐

在西北大学博物馆,馆藏着一组奇特的宋代文物磨喝乐,究竟什么是磨喝乐?它们的造型为何有多种风格?这组文物和丝路发展有什么特殊的关联呢?今天,《你好 我的城》特别节目“长安文物知多少”,带您近距离领略文物的风采,了解文保工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 霍蕴熙:这一期国宝寻找,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批宋代的芭比娃娃。相信现在的小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玩具,而且有很多形式各样的,这一批宋代的芭比娃娃,可以说是国内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数量最多的一批磨喝乐玩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磨喝乐。

磨喝乐究竟是什么?它和七夕节有着密切的关联。七夕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人们穿针乞巧、晒书晒衣、祭拜牛郎织女。到了宋代,七夕节过得更是热闹非凡,而磨喝乐就是七夕节衍生出的特有产物。

西北大学博物馆 贾麦明:我们知道磨喝乐是印度梵文的译音,传入中国之后演化成天真童子的形象,成为七夕节专有的一种用物。磨喝乐最早是有故事的,传说是印度释迦牟尼的孩子,他在宋代之后因为世俗化的影响,演变成一种玩具。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两宋时期,每年的七夕节,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用磨喝乐来供奉牛郎织女,借此来实现“乞巧”和多子多福的愿望。那么,这种奇特的把件是如何制作的?这些奇特的造物形象背后又有哪些特殊的意义呢?

西北大学博物馆 贾麦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磨喝乐玩具,它是先用模子做成的范,然后用范把它范出来。它这个怎么玩呢?底下有个孔,它原来有个架子,给它穿上衣服,然后插到卖糖葫芦(的棍子)上面,插了好多,然后沿街叫卖,卖给小朋友。

记者 霍蕴熙:像我们现在拿的这个就是宋代的洋娃娃,芭比娃娃。

西北大学博物馆 贾麦明:是的,宋代的芭比娃娃。这个东西它戴个王冠,实际上是个神王像,雕刻得非常精美。

记者 霍蕴熙:五官的特点,它整个眉眼的弧度都非常细致,而且我离得近,我可以看到它这块儿的小胡子,每一个胡子都刻画得非常逼真写实。

磨喝乐在我国各地都有发现,但是西北大学博物馆馆藏的这一套,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一组。这组文物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古代民俗学、社会学、美术史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

西北大学博物馆 贾麦明:展出的这一批磨喝乐,是2002年在西安市西大街发现的。西大街在宋代应该是制作磨喝乐玩具的工厂,做好以后通过批发,批发给某一个地方,这是标准用西安的黄土做的。它是目前我们国家发现的,完整的一套宋代磨喝乐玩具,共20件,有18件是磨喝乐的各种形象,有猴子、神怪、神王像以及花瓣等等。另外还有一个模子,我们叫它范,其实模和范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国家其他地方也有个别的磨喝乐发现,但是都是单个,成套的磨喝乐玩具,20件一套,在我们国家是唯一的。

宋代的西安,虽然不是首都,但无论是永兴军路(北宋西安称谓)时期,还是京兆府路(南宋和元称谓)时期,这里依然是丝路重镇,是贯通中国西部和东部重要纽带,更是民族融合的核心区域,磨喝乐之所以在这里被唯一成套发现,也说明两宋时期的西安,依然在中华大地上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而磨喝乐本身,作为佛教世俗化和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融合的典型例证之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重要见证。

西北大学博物馆 贾麦明:宋代世俗化以后,原来神秘的东西传入到民间,比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磨喝乐玩具,像现在农村用的锣鼓队敲的镲,原来都是寺院的,所以它和丝绸之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物。

磨喝乐作为两宋时期的代表性文物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对研究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艺术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在大遗址保护精神的感召下,西安的诸多博物馆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们,通过不懈的努力,还原着历史的风貌,树立着文化的自信,为我们传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

编辑:杨婧子

在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30周年之际,目击者透露了1992年第一次拍卖的内幕

1992年10月11日上午,在北京世纪饭店剧场举行了“92北京国际拍卖会”,敲响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第一槌。一晃整整30年过去了,近期,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联合北京在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特别策划“见证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30年·系列人物访谈”短视频活动,邀请业内相关人士共同回顾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发展历程、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三位主要工作人员——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首席专家张茹兰、资深拍卖人冯家驳、资深拍卖师贺立彬最近接受采访,共同讲述30年前那场“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拍”背后的故事。

冯家驳先生

冯家驳先生回忆说,当时,国家对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放开,也受到了黑市的冲击。要使这些文物流动起来,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的渠道,大家都没有经验,天时地利人和在几个点上,就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事物,办一场拍卖会。

张茹兰女士

张茹兰女士说,当时是北京国际黄金旅游节,北京市政府、外经贸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在旅游节当中要把我们的文物市场推出去。拍卖会由北京市文物局、第一商业局还有海关等几个机构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也得到了很多海外收藏家的大力支持。

贺立彬先生

贺立彬回忆说,当时对于文物怎么拍、拍卖会现场怎么布置等,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由冯家驳经理带队,组成5人小组去欧洲各大拍卖公司考察。

张茹兰说,由于当时文物拍卖受到相关政策的限制,比如不能经营乾隆以前的文物,所以国家文物局就批准我们拍卖240多件特许文物。

冯家驳回忆道,当时这场拍卖会是由香港来北京的胡文启先生担任拍卖师,他带来35件文物,一共是2188件加上35件拍品,但实际拍卖时,因为时间不够,还“甩”了200多件,实际上拍了2020件,卖掉765件。

大藏家张宗宪先生(举牌者)在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之初就是明星人物

张茹兰说,我们请大藏家张宗宪先生来拍第一件作品,那件还不是文物,是艺术品。当时价格是以外汇结算,拍卖价格比我们在门市的价格高了6倍,反响还是挺大的(资料显示,“92北京国际拍卖会”总成交额为235.1万美元)。文物买卖只是一个现象,但它里头反映的是人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是对文物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认识上的不断提高。

“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上的拍品

在“92北京国际拍卖会”各路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细节,比如“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举办之际,按照当时施行的198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除指定单位收购外,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但经多方联系和努力,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都推上了那次拍卖会。

“92北京国际拍卖会”现场

那时拍卖会现场并不像现在有实时图片在屏幕上播放,而是拍卖到哪一件东西,就由工作人员把那件东西举出来。

“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拍卖图录封面上,刊登了一款西周青铜爵杯。该杯的年份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间,高21.5厘米,宽6.5厘米,是一只青铜制作的高脚锥形酒杯。在铜爵的腹上部印有三道弦纹,爵柱上刻有铭文“内”字,故称“内铜爵”。

西周内铜爵杯

按当时有关法律规定,这种年代的器物是不能进行民间交易的。但为了丰富“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拍品内容,经国家文物局审慎考虑和严格审查,同意由国营文物商店提供包括西周内铜爵杯、战国的毂纹璧、明初的白玉龙串花瓦子、清同治皇帝敬妃的福字轴等在内的特许文物上拍,这些文物立刻就成为藏家眼中的珍宝。

西周铜爵当时估价为1.1万至1.3万美元,从5000美元起价,经过几轮竞价,来自中国台湾的任先生以2.8万美元竞价成功。除此之外,他还竞得了一柄战国铜剑和一支商代铜戈。

据悉,“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是清乾隆年间烧制的“粉彩三联转心瓶”,成交价为8万美元。

冯家驳在“92北京国际拍卖会”现场

1992年冯家驳(左)与贺立彬(右)在拍卖会现场合影

由于文物拍卖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社会上也是褒贬不一,一种声音认为文物拍卖可以搞活流通,应该继续办下去;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出极大的不安。

但无论如何,“92北京国际拍卖会”成为了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在这之后,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业发展迅猛,并逐渐走入法制化轨道,如今,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占据全球20%的份额了。

古董和文物:没有流通,没有价值,它们将被销毁和出口

收藏给我们带来的希望的同时,又间杂着苦涩。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即刺激又兴奋。

扬州博物馆一件元代蓝釉白龙梅瓶成本只有区区的十几元人民币,如今身价已有几亿元。

当我们几千万的藏友持有的这些成千上万件的文物又如何定价哪。一味的否定,并不能解决业已存在的实际。

只能因势利导,化汹涌的文物大潮,为平静深厚的湖泊。

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谈中国文物的回归与保护》,是台湾收藏家曹兴诚先生所书,长篇论着,点点直着当前的文物现状,难得的好文章。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文物的价值呢?

文物,就是文明的产物及遗迹。那文明又是甚么呢?

以前的人定义文明,经常流于名词堆砌、不知所云。其实真正要了解文明,最好的方式是设想,假如没有文明,我们过的会是甚么样的生活?野生动物的世界是没有文明的,因此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就能了解没有文明的世界是甚么样子 。

人类跨越了野生动物的野蛮生活,除了生存还要自建精神的天堂。这就是文明的始端。

人类要摆脱野蛮,必须不停地创造。一要发展科技,满足物质需求,二要发展伦理与宗教,以转化损人利已之本性,三要发展艺术,让人得享生活乐趣。这个艰难伟大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有时似已绝望,幸又雨过天青。

文物是文明的产物、遗迹、或是证物。有些文物,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让全人类都可以藉之缅怀过去、激励将来,因此具有重要的普世价值。

譬如发现于坦桑尼亚欧督歪峡谷的一块石制手斧,证明120-140万年前,早期人类已经能制作石器;这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又如中国明代早期发行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是人类早期使用非金属货币的例证;对人类货币、金融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也是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文物。不了解文明的伟大意涵,或者对科技、宗教、艺术都不感兴趣,就很难体会文物的价值。

像上面举的两个例子,可能不少人会说,一块烂石头、一张旧纸币,能值几个钱啊 ? 不错,有些重要文物,因为大家不懂其意涵,没有市场与需求,因此「不值钱」。也经常因为这个原因,受到破坏、摧毁。

又比如北京首都博物馆藏有明宣德的洒蓝钵,在受到征集之前,被农民拿去喂鸡。这件东西非常稀有,国内现存没几件(当然假的除外),农民为什么会拿这么重要的文物去喂鸡?很简单,因为该农民不懂文物的价值,只懂值不值钱,看碗不值钱,不拿去喂鸡,那拿碗干甚么呢?

我们手中的文物,来源的成本都极低,甚至低于一件普通的工艺品,由于它的不流通,变现能力为零。可能又造成它的新的损失。我们其实并不会在乎它的制造成本有多高,只在乎它的变现能力。有些皇家级的艺术品可以说集能工巧匠、举全国之力的倾力之品,只应无法认可而任之损坏。

拿唐三彩来说,过去中国人认为这些陪葬品不吉利,没人要,因此大量遭到毁弃。我们看两岸三地(北京、南京、台北)的故宫旧藏,都没有任何唐三彩。现在馆藏的,都是后来别人捐赠或馆方购买进来的。由此可知,过去在中国,从宫廷到民间,没人要这种陪葬品。后来外国人开始收购,唐三彩才获得重视跟保护。

又譬如元代青花瓷器,明、清文人都认为「俗甚」而不屑一顾。民间也无人珍藏,多将之用损。目前最精彩的一批元青花反而落脚在土耳其,藏于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比宫(Topkapi)美术馆。大多数中国文物「流落」到海外以后,都被洋人当作宝贝,受到珍藏、展示与研究,身分比在国内要尊贵得多,文物的价值也充分发挥更好。 

中国出土文物的外流,跟我们的文物法有关。该法规定,凡出土文物一律归国家所有,任何私人买卖均属非法。这个规定如果能彻底实施,会封杀出土文物市场,将出土文物的商业价值减低为零。理论上,这个办法可以让大众把碰见的出土文物都缴给政府保管,盗墓也会失掉利益诱因而为之消弭。但实际上,喜爱中国文物的并不限中国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物的喜爱更甚于中国人,结果中国出土文物的市场都在国外。

所以封杀出土文物市场,完全无助于遏止盗墓,反而妨害文物的保护。因为‘没有市场’,会被社会大众解释为‘没人要’,商业价值减低,会被解释为‘不值钱’。‘没人要、不值钱’的东西自然得不到民众细心去保护。

过去中国甘肃一代发现许多史前彩陶,当地人看这些彩陶笨重、巨大,没地方放,又没人要、不值钱,于是纷纷将之打破丢弃。如果这些彩陶能公开买卖,甚至开放外销,相信世界需求会很大,东西自然会获得保全,不致大量被毁。

另外,把出土文物全部交给国家也非万无一失。政府机关收受大量的文物,能否编列足够的预算,来妥善保管、研究、展示这些‘没人要、不值钱的东西’,恐怕问题不少。上海博物馆当时旧馆不敷使用,想申请经费兴建现在的新馆,但迟迟未获上头批准。有人建议他,用国际行情估算一下当时上博馆藏文物的市场价值。他做了估价,大约值60亿美金。

于是再次申请,说这么高价值的藏品,难道不应该盖个比较妥善安全的场所来保管吗?结果经费很快地批下来。这个例子说明,封杀了文物的市场价值,不仅民间不会善待文物,要政府来保护文物也有困难。

一般人对价值的认定,是有价才有值,没有价就没有值。我们说宣德洒蓝钵多么珍贵是没用的,没有价钱来证明其珍贵,老百姓就会拿去喂鸡。任何东西要有价钱,必须要有市场,在市场中发生交易,价钱就被订出来了。

所以文物要得到保护,归根结柢,就是要有市场,能反映出其价钱。除此之外,还不能忽视民间收藏家的功能。

收藏家购藏文物,就为文物设定了价格。

收藏家买文物要花钱,自然会仔细研究文物的真伪与价值,于是有关文物鉴赏的知识就可以在社会中流传,文化也能藉此代代传递。

拍卖正在进行中!洛阳博物馆推出多个数字文物收藏

您听说过数字文物吗?17日下午,洛阳博物馆多款数字文物藏品在阿里拍卖频道上线,引来网友普遍关注。

记者在拍卖页面看到,这批数字文物被统称为洛阳博物馆“镜”里千秋系列,共有四件,分别为:东王公西王母镜(东汉)、菱形瑞兽铜镜(唐代)、位至三公铜镜(东汉)、仙人铜镜(宋代)。

打开支付宝,进入阿里拍卖,搜索“镜里千秋”即可看到这些藏品。它们于17日至20日16时上线,每天发售1款,每款限量1500份,每份29.9元。买下数字文物的消费者,可以随时在支付宝小程序里查看这件文物,还能自行翻转、放大,从各角度看清文物细节,并拥有自己的收藏证明。

业内人士介绍,数字藏品让不少人实现了拥有“文物”的梦想,正以一种文化消费新姿态风靡全球。前不久,湖北省博物馆将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制成数字文物,限量1万份对外发售,引来60万人在线抢购,短短3秒即告售罄。

不过,数字藏品一经售出基本不进行退换,您在准备收藏前,请先看好购买提示等信息。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文/图)

第一次认识古董:你知道“古董”和“文物”的区别吗?

什么是“古玩”,什么是“文物”?很多人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今天让我们走进初识古玩的世界~

首先,按照现在的表述习惯,古玩是文物中的一种,文物包括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大类,而古玩指的是文物中可移动的那一部分。

具体而言,文物包括古建筑文化遗址、战场遗址、古作坊窑址、古墓葬、古岩画、器具器皿、书画刺绣、近代英雄纪念品等。而古玩一般指古器具器皿、珠宝奇石、佛像石像、文房用具、古典家具、唐卡刺绣、书画邮品、钟表相机等。

另外,先秦时期所述文物,一般指的是礼乐仪服等器物,既人类制造的“纹物”,是人类文明开化的象征。唐代以后所称的文物,基本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物的概念。到了宋元时期,有些人也称古董为古物,直至今天。

文物(古玩)是反映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活动、文化发展、政治经济的重要遗产,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先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关注我,了解更多古玩艺术文化~

买卖“古董”要谨慎,倒卖文物要受到处罚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物收藏成为许多人的业余爱好。欣赏文物无罪,买卖交易触法,如果为牟利买卖交易文物,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案件回顾

陈某有玩古玩的爱好,与做雕刻和修瓷器的李某相识,两人情投意合成为了朋友。某日,陈某得知李某在北流市某窑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挖瓷器文物,有完好的也有残破的,残破的李某就自己修补好倒卖出去。李某当时跟陈某说,他看到别人去挖文物都没有被抓,怀着侥幸心理,自己也跟风去挖文物。陈某看到李某将挖来的瓷器文物修补得都很精致,于是向李某购买一些古董瓷器,然后自己收藏一些,另一些再倒卖给具有同样古玩收藏爱好的黎某。

2022年8月,李某、陈某、黎某三人因涉嫌倒卖文物罪被公安机关抓捕。后经鉴定,李某等人倒卖的古董瓷器为三级文物。

网络图片

承办检察官认为,李某等三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三级文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应当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鉴于陈某、黎某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北流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而李某因盗掘文物且多次倒卖文物,被北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检察官提醒您——

我国法律规定,文物原则上均归国家所有。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如若“偶遇”文物,要及时向相关单位进行反映,切勿倒卖牟利,否则将受到法律追究。

审核:罗远建

初审:李芊萼

文字:沙 建

编辑:罗羚茜

——第1482期

文物鉴定、交易和保护中的法律问题

[摘要] 我国的文物鉴定、古玩交易、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都面临了许多新问题。由于《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在以往的修订中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导致有些内容脱离实际。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面对市场大潮呈现出了复杂性、艰巨性和斗争性的特点,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

[关键词] 文物保护 文物鉴定 古玩交易 文物犯罪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文物法律体系,但是文物事业的快速发展不断提出修改和完善法律的新需求。近年来,由于民间文物交易交流发展迅猛,文物犯罪猖獗,我国文物保护中的文物鉴定、古玩交易、打击文物犯罪等领域都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一、文物鉴定中的法律问题

近年来,文物鉴定中的法律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成为人们广泛议论的一个社会问题。2011年8月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壶王”被专家质疑,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2011年9月假“金缕玉衣”被估价24亿元案又被揭露,人们对于文物专家的鉴定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其中假“金缕玉衣”案的发生折射出了文物鉴定的严重法律问题。

2011年9月6日,《京华时报》(微博)头版的一篇“专家隔玻璃估价,假玉衣竟值24亿”的报道引爆了民众对文物专家的质疑,同时又将3年前被捕入狱、被人遗忘的“中国超级富豪”谢根荣再次放大到人们面前。这位红极一时的中国富豪,在2000年至2008年间,以假合同骗贷及伪造的“金缕玉衣”为招牌,从银行骗取了10多亿元贷款,上演了中国版的“庞氏骗贷案”。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谢根荣贷款诈骗案做出一审判决。谢根荣被判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查明,谢根荣凭借自制的“金缕玉衣”取得银行信任,不但为之前6.6亿的借贷做担保,而且又获得5000万元贷款及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该“金缕玉衣”系伪造而成。谢荣根伪造“金缕玉衣”后,又出钱请原故宫博物院某副院长等5位专家估价24亿元[1]。据这些专家证实,他们只是在隔着玻璃“光看不上手”的情况下,将谢根荣的这套所谓汉代“金缕玉衣”估价为24亿元人民币。其中有的专家称这种评估活动属于“学术自由”[2]。

在这起骗贷案中,谢根荣自制的假“金缕玉衣”是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五位权威文物鉴定专家为之鉴定评估,并出具集体签名估价达24亿元的鉴定报告,那谢根荣就无法用它轻易骗过银行的信任。由于文物鉴定专家的错误鉴定导致国家和他人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该在《文物保护法》中增加相应的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条款,在《刑法》中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这是因为,如鉴定专家即便不是存心作伪,也相当于是在“助纣为虐”,在法理上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如果参与谢根荣骗贷活动的,则应按照共同犯罪予以处罚。

文物鉴定是一项极具科学性和专业性的考古工作,需要很高的科学技术和考古经验做支撑。因此,很有必要由国务院会同文物、工商和科技等部门制定出一部统一、科学的诸如《文物鉴定条列》这样的法规,明确文物鉴定的监管主体、人员组成、鉴定办法和法律责任等问题。同时,在现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之下,应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统一和科学的文物鉴定资质资格认证管理体系,形成一套有效的行业规范。

二、古玩交易中的法律问题

有关媒体的调查表明,目前的文物旧货市场中仿品和假货约占市场的90%以上。由于多年对赝品听之任之,长期放纵,导致管理的严重失控,市场被扭曲。另外,在拍卖市场也出现了“乱象丛生”和“无法无天”的情况[3]。究其原因,其中对文物造假认识的不统一,是市场假货充斥的一个主要原因。古董、字画仿品,古来有之,历史上相沿成习,一些业内人士也持这样的看法。但问题是,许多收藏爱好者和消费者也因此上当受骗。传统意义上的“古玩”虽然强调个“玩”字,是“玩意儿”,一直不当它是个行业,但现在既然已经是这么大的产业了,再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经营,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那么,如何区分真假,做到“凯撒的归凯撒,罗马的归罗马”呢?光靠行业的自律恐怕不行,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法律和司法审判来保护收藏者的权益。下面,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古玩交易的2个诉讼来分析总结有关法律问题。

(一)德国人北京购买画作赝品获赔案[4]

德国人约汉(John korfer)于2001年12月在徐悲鸿纪念馆北京文之杰文化艺术服务中心以1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幅画。文之杰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在给约汉开具的收条上注明:清、乾隆,并加盖了徐悲鸿纪念馆的艺术章。2002年3月,约汉在徐悲鸿纪念馆又以10万元买走了5幅画,其中包括袁江的山水画、陈少梅的山水人物画、徐悲鸿的花鸟画等。王某同样向约汉开具了收条,标明了画家名称和价钱,注明了画家的生卒年代等,并加盖了“悲鸿纪念馆艺术画廊”章。约汉回国后,得知自己买了假画。 2002年12月5日,约汉带着其中的四幅画再次来到徐悲鸿纪念馆,要求退款。文之杰中心不给退,只答应换几幅其他的画。一怒之下,约汉将文之杰中心告上法庭。2003年9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约汉共计获得返还购画款及交通费、食宿费、鉴定费等共计19万余元。

(二)江苏铜山赝品字画买卖撤销案[5]

2006年3月书画商孙越仁经人介绍到袁龙宝处协商购买一幅书法作品。该作品系袁宝龙从他人处获得。在买卖的过程中,孙越仁多次询问袁宝龙作品的真伪,并要求其出具真品保证书,但袁宝龙拒绝出具保证书,而是让孙越仁自己决定。孙越仁当场进行了鉴别,又对作品拍照后返回家中进行多次鉴别,最终认为该作品是真品,以1.1万元的价格购得。孙越仁购得作品后,对该幅作品的真伪产生怀疑,经多位同行鉴别,认为该幅作品为赝品。在协商不能解决纠纷的情况下,孙越仁将袁宝龙诉至江苏省铜山县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对该作品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对该书法作品进行评估,认定该作品确系赝品。

2007年11月铜山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原告孙越仁与被告袁龙宝之间的书法作品买卖合同,被告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货款1.1万元,同时原告将该书法作品返还给被告,案件受理费1180元由被告负担,司法鉴定费15000元由原被告各负担7500元。

被告袁龙宝对上述判决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2008年4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袁龙宝是在不能确定书法作品真伪的情况下,将作品出卖给孙越仁,孙越仁因重大误解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的买卖合同属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应予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2个案件的判决,所依据的法律并不相同。由于我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一个法院的判决不能当然地适用于另一个法院,对于同一类案件,每个法院都可能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做出不同的判决。尽管如此,这两个判决已经对古玩交易的“潜规则”产生了颠覆性影响。

三、打击文物犯罪中的法律问题

在古玩市场异常繁荣的背后,文物犯罪再次呈现上升势头。仅2008年至2009年9月,全国共立文物犯罪案件1768起。其中,盗掘古墓葬案件848起,占文物犯罪总量的47%。文物犯罪的侵害目标不断扩展蔓延,从原来的小巧文物逐渐向高大憨重的田野石刻雕像、古塔、石窟及寺庙文物发展。犯罪呈专业化、暴力化、集团化趋势。[6]

(一)失窃文物艺术品的价值认定与定罪量刑

2011年5月8日夜,一位名叫石柏魁的犯罪嫌疑人潜入正在举行《交融两依藏珍选粹展》的斋宫,待清场后他切断电源,打碎玻璃,进入展柜,盗取了9件珍贵展品,其中将5件展品遗落或丢弃在故宫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故宫盗窃大案。2012年2月17日,这一震惊全国的故宫盗窃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控辩双方围绕着失窃展品的价值认定和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两个焦点展开了辩论。检方认为,失窃的9件展品此前的购买价格为165万元,而在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41万元,可以此作为涉案金额的参照依据。此外,从失窃物品本身来看,具有不可复制性,价值极高,遗失的珍贵展品后人将再无缘得见,这种损失是金钱无法衡量的。辩护人则认为,投保的价值不能等于文物的实际价值,不能以投保的价值作为量刑依据。

2012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法庭认为石柏魁盗窃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一万三千元人民币,辩护人认为石柏魁盗窃犯罪情节较轻的辩护意见未被采纳。法院的判决支持了检方的观点,认定被盗展品投保的保险金额具有参考意义。另外,其中被盗的5件展品虽被遗弃在故宫内,但遗弃的地点或属于公共区域或属于不宜被人发现的地点,展品的所有人或控制人已经对该5件展品实际失去了控制,所有权受到了根本侵害,因此并不存在未遂的情节。

近年来,盗窃文物案件频发。盗窃文物罪与一般盗窃罪相比,在犯罪金额的认定上普遍存在着估价难的问题,因此很有必要通过立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一个专门机构对被盗珍贵文物进行统一估价。在定罪量刑上,建立起“盗窃珍贵文物罪”的概念和罪名,以区别于一般的盗窃罪。

(二)“文物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取消了13个经济型非暴力死刑罪名,其中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罪以及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等3项涉及文物管理的死刑被取消,同时将“盗窃罪”中关于“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判处死刑的情形也取消,最高刑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笔者认为,在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时应注意,立法并没有完全取消文物犯罪的死刑,涉及文物的犯罪如果具备以下情形,仍然可以适用死刑。主要包括下列三种情况:一是武装掩护走私文物,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走私文物罪的死刑,但同时规定武装掩护走私的,依照刑法第151条第1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如果在“武装掩护”下走私文物,适用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和走私假币罪的法定刑,最高刑为死刑。二是抢劫文物具备法定情形的。刑法中没有单独规定抢劫文物罪,以文物为目标实施抢劫行为的,构成抢劫罪。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最高刑为死刑。三是采用爆炸等方法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有的犯罪分子采用爆炸等方式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造成珍贵文物的严重破坏。这种犯罪行为不但严重危害了文物安全,同时也对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在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死刑的情况下,可以将上述犯罪行为认定为爆炸罪。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采用爆炸等方法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造成珍贵文物严重破坏的,应解释为刑法第115条规定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并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内处罚。

四、结语

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面对市场大潮呈现出复杂性、艰巨性和斗争性的特点,需要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笔者认为, 完善文物立法和监管机制,加强文物保护队伍建设,严厉打击文物犯罪,都是当今文物保护事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措施。